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

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。这时国家统一，经济繁荣，政治开明，文化发达，对外交流频繁，社会充满自信，不仅是唐朝的高峰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。盛唐涌现出以李白、杜甫、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，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。

所谓“盛唐气象”，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，诗歌的时代风格、时代精神：博大、雄浑、深远、超逸；充沛的活力、创造的愉悦、崭新的体验；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、意境的呈现，性情和声色的结合，而形成的新的美感——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。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《次北固山下》，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，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，作为诗歌的楷模。（见殷《河岳英灵集》）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：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那三个形容词：平、阔、正，还有那高悬的风帆，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，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，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。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：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”（孟浩然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）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（王之涣《登鹳雀楼》）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”（李白《庐山谣》）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”（李白《宣州谢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（杜甫《望岳》）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（高适《别董大》）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，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、弱者壮。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，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，诸如“愁疾”、“愁颜”、“愁心”、“愁发”、“愁肠”，不一而足。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、李贺，晚唐的温庭筠、李商隐比一比，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、愁得来气派。正如他的名句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”（《宣州谢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）显示的是强者之愁，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。杜甫也写愁，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、健康之愁：“忧端齐终南，洞不可掇。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

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，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。例如王维，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，便是这样一个人。他的佛教造诣很深，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。他是书法家，又是音乐家和画家，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。他的画迹，据《宣和画谱》著录，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。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，他的政治感遇诗、山水诗、边塞诗、赠别诗，都是第一流的。苏轼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（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）。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。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，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。他常自比为大鹏，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。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，诵其《蜀道难》，竟呼为“谪仙人”，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。唐玄宗也降辇步迎，御手调羹以招待他。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，竟然放弃考试，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，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，写了许多诗怀念他，称赞他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（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）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，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，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，终于在广陵见面，称赞李白的诗“鬼出神入”。盛唐诗人的魅力，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，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。只有辉煌的时代，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。

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，也呈现在书法、绘画、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。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，李颀在《赠张旭》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：“露顶据胡床，长叫三五声。兴来洒素壁，挥笔如流星。”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。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，他在兴善寺绘画时，“立笔挥扫，势若风旋，人皆谓之神助。”（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）。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，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，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。“舞毕，奋笔，俄顷而就。”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。洛阳人都说：“一日之中，获睹三绝。”（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）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、韩干、韦偃等。杜甫在《丹青引》中称赞曹霸的画“有神”；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，“斯须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。”董庭兰善弹胡笳，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：“川为净其波，鸟亦罢其鸣。”（《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》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，当她舞蹈时，“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”（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）这些艺术家的出现，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，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。

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。在前期，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：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，高度的自信和自尊。后期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等奸相当政，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：敏锐的洞察力，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，对国家的责任感，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。例如李白在《古风》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，在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中揭露政治的腐败。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这样尖锐的问题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。李白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，去讨伐安史叛军。杜甫虽然忧国忧民，但不是悲观主义者。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《北征》，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，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。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《登楼》，在痛心“万方多难”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，相信它不会沉沦。他在《江汉》中说：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。”在《凤凰台》中说：“再光中兴业，一洗苍生忧。”在《洗兵马》中说：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。”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。

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，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。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：

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。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，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。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，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，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。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，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。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，欲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，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”然后像鲁仲连、范蠡、谢安那样功成身退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。杜甫突破了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思想，虽然一生未达，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。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。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，无非是感遇、咏怀、咏史、山水、田园、离别、闺怨、边塞、从军、宴饮等等。明代张之象《唐诗类苑》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，占《全唐诗》的五分之三。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，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。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，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，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。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，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，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，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。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，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，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。例如：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（高适《燕歌行》）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（王维《使至塞上》）“轮台九月风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”（岑参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）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。第三是大眼光、大格局。初唐以精细为美，盛唐以阔大为美。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，他说“吾将囊括大块，浩然与溟同科。”（《日出入行》）又说：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（《赠裴十四》）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，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，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。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，正如皮日休所说，李白是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。”（《刘枣强碑》）此外如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（《望月怀远》）王维的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（《汉江临眺》）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”（《凉州词》）杜甫的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。”（《望岳》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、大格局，具有雄伟的气魄。

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，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，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，这在拙作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，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。下面仅从历史、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。

从历史、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

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。晋室东渡之后，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。在这期间，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。南方喜庄老、尚清谈，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；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，注重人的行为准则。南方文风华靡，北方文风质朴。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，南帖飘逸；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，北碑凝重。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说：“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，清绮则文过其意；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。”很显然，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，都有局限性，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。隋朝统一全国，以及大运河的通航，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。唐朝继隋之后，经过太宗贞观之治，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。南朝的“文”妆点了北朝的“质”，北朝的“质”充实了南朝的“文”，“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，则文质彬彬，尽善尽美矣。”（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）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、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。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。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。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，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；王维信佛，李白崇道，杜甫尊儒。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，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。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，身未登泰山。而北朝的诗人，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。若论眼界、胸襟和见识，他们就差多了。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李白五岳寻仙，四海为家，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。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，黄河上下、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。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，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，觅得诗的灵感。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，也有浙东之行。至于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等人，远走东北、西北边陲，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，目睹了边塞的风光，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。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。当时的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广州等大都市，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，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，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，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、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、留学生、求法僧、外国的音乐家、舞蹈家、美术家，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，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。在宗教方面，佛教之外，伊斯兰教、祆教、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。敦煌石窟中所存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》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。音乐、舞蹈、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。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，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，四部来自国外。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，如著名的胡旋舞。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，以雄浑的气魄、卓绝的造型、丰富的色彩，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。中外文化的交流，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，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。

归根结底，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、政治开明、社会安定所决定的。无法想象，在一个民生凋敝、战乱频仍、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。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，文献不乏记载，如：“人家粮储，皆及数岁。”（元结《问进士》三）“四方丰稔，百姓殷富。……路不拾遗，行者不囊粮。”（郑綮《开天传信记》）据两《唐书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通典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唐会要》等书记载，从中宗神龙元年（705）到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短短的五十年间，人口就从37140000，增加到52919309，增幅达40％。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、经济富裕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物价反而有所下降，开元初年，“米斗之价钱十三，青、齐间斗才三钱。绢一匹钱二百。”（《新唐书·食货一》）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。杜甫在《忆昔》里说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……”玄宗诛除了韦后、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，任用姚崇、宋等贤相，整顿吏治、检括田户、改善财政、改革兵制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，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。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“救时之相”的姚崇，以及宋。姚崇为人豪爽，崇尚气节，为政简肃，掊断如流。开元元年（713），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，毅然任命姚崇为相。姚崇提出“十事要说”，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，从稳定政局、整顿吏治、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，得到玄宗的支持。姚崇于开元四年（716）罢相时推荐宋继任相位。宋耿介无私，直言急谏，而且工于文翰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，使得赋役宽平，刑罚清省，百姓富庶。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、宋这样的人物，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，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安定的局面下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得以并用，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，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。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，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，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。对于佛教，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限制的政策，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，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。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，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；在两京设立崇玄馆；还亲自注释《道德经》颁示天下。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，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。李白信道，杜甫尊儒，王维崇佛。他们的不同信仰，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。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，以科举取士，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，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。与此同时，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。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，有丰富的生活阅历，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、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。他们有抱负、有见识、有能力，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。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，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。

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，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。杜甫在《忆昔》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：“天下朋友皆胶漆”，反映了当时的状况。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，就为之大声疾呼，有担待、不世故。杜甫为郑虔鸣不平：“诸公登台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甲第纷纷厌粱肉，广文先生饭不足。先生有道出羲皇，先生有才过屈宋。德尊一代常坎坷，名垂万古知何用。”（《醉时歌》）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：“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，坐令鼻息吹虹霓。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，西屠石堡取紫袍。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。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）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，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扬之。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、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，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。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描绘贺知章、李白、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，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。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出来说一说，这就是张说，他是从初唐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。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，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。但是他“前后三秉大政”，朝廷的“大手笔”都是由他撰述，“天下词人咸讽诵之。”（《旧唐书·张说传》）他特别奖掖后进，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、贺知章等三十余人。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，日后以政绩著称的，如房、李泌、刘晏等。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，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，他们又再奖掖后进，如贺之对李白，张之对王维。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，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。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里的两句话来形容：“咸以自骋骥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